文章摘要：

近年来，王健林与万达集团在多项业务布局中陷入复杂的资金与法律博弈中。2025年10月，万科旗下海南万骏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将大连万达、万达地产及王健林本人诉至法庭，诉求关于双方2019年在长春国际影都项目中的合作款、利息与收益分配争议。这起案件不仅牵出隐藏在房地产巨头之间的利益博弈，也暴露出地方政府、项目运营、合资结构、法律制度等方面长期存在的风险与矛盾。本文将从（1）案件事实与争议焦点、（2）合作结构与利益分割机制、（3）诉讼动因与战略利益考量、（4）风险暴露与行业反思四个维度进行深入探讨，力图还原这起“长春百亿旧案”背后的本质逻辑与启示。文章最后将对王健林与万达陷入法律纠纷、万科诉讼牵出的长春项目风波进行归纳总结，并提出对行业治理与企业合作机制的思考。

1、案件事实与争议焦点

首先，明确案件的基本事实框架至关重要。公开资料显示，2019年，万达与长春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，拟投入约200亿元建设“长春国际影都”项目。为了推进项目开发，万达邀请万科入股合作，约定万科主要负责住宅板块，万达负责文旅与基础设施等部分。citeturn0search0turn0search4turn0search5

在合作协议中，万科通过其旗下海南万骏管理服务有限公司，分两期向万达系公司支付了共计50亿元的合作款。海南万骏在2020年增资成为项目方股东，持有项目公司15%的股权。citeturn0search0turn0search5turn0search1

然而，合作仅维系不到两年，万科于2021年6月提出终止合作，并向万达要求返还本金及利息等金额。至此，双方在资金清算、收益分配、合同条款理解等方面出现重大分歧。citeturn0search0turn0search4turn0search1

争议的核心在于：万科认为万达尚需返还约13.8亿元（包括本金、利息与罚息等），而万达方面则主张其已返还52.4亿元（本金与利息收益）且承担了大量基础设施成本，不应再继续支付。citeturn0search0turn0search5turn0search1turn0search4

此外，万达进一步主张，在合作条款中，万科获得了土地使用、楼面价优惠等利益，这部分“隐性收益”已抵消部分支付义务，因此不应再按合同条款继续要求支付。citeturn0search0turn0search5turn0search4

综合来看，双方在合同履行、收益归属、成本承担、计息逻辑等多个层面产生争议，这决定了案件审理将极具复杂性。

2、合作结构与利益分割机制

要理解这场纠纷，必须剖析双方合作时的股权结构与利益分割机制。根据公开披露，万科通过海南万骏以现金方式入局项目公司，获得15%股权，而万达作为主导方负责整体文旅、配套基础设施与整体项目运作。citeturn0search0turn0search4turn0search5

这样的合作安排意味着：项目收益、成本与风险并非对等承担。万达在前期承担基础设施、公共配套、总体运作管理等重资支出，而万科则在住宅销售方面承担主要风险与投入。

在利益分配机制设计上，双方应约定资金占用费、收益率上限、退出机制及赠与补偿等条款。正是这些条款在实际清算中成为纠纷焦点。例如，万科主张其50亿元出资使用期间应计利息与罚息，而万达则提出其在项目中承担大量不可分割的成本支出。citeturn0search0turn0search4turn0search1

此外，万达提出一种“隐性利益补偿”主张，即认为万科之所以在土地使用或楼面价方面获得折价或优惠，也应视作万达对万科的成本补偿，从而可在资金清算中对冲相应金额。citeturn0search0turn0search4turn0search5

这种隐性利益补偿主张在合同法与商事实践中颇具争议。一方面，它可能基于双方在合同文件中有明确约定；另一方面，如果未事先在合同中明确，后期主张易引发合同解释纠纷。此外，这种主张的估值标准、时点判断、可抵扣范围等，都成为未来审理过程的重要争议点。

3、诉讼动因与战略利益考量

从表面看，这是一笔13.8亿元左右的纠纷案，但其背后所蕴含的战略博弈，却远超金额规模。首先，万科对旧案重新提起诉讼，显然是在当前市场环境与资本压力下，重新梳理“账本”的一种策略。对于万科而言，追索既有资金权益、彰显企业权利主张，也是一种示范效应——对其他历史合作项目的债权追索可能由此获得鼓励。

其次，对万达及王健林而言，这场诉讼与其整体债务结构、资产去化策略息息相关。万达近年来面临多项资产转让、股权冻结、诉讼风险累积等困局。此次起诉无异于对万达财务与声誉的再度重击。citeturn0search2turn0search6turn0search4turn0search0

进一步看，股权冻结曾被万科用于对万达商管的压力施加手段。2023年6月，万科申请冻结大连万达集团持有的万达商管约19.79亿元股权，声称项目纠纷尚未解决。citeturn0search0turn0search5turn0search4 这种“诉前保全”措施，使万达在资本运作、上市推进、资产处置等方面蒙受重大阻力。

从法律策略层面，万科诉讼可能寄托于合同解释有雷火竞技利、证据准备充分、舆论压力影响等多种杠杆。另一方面，万达若败诉，则可能需在现金安排与资产处置中承担较大代价。因此，双方在谈判、调解、法庭攻防上都极可能展开激烈博弈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万科与万达早年在行业内关系密切，曾有“千亿合作”联盟模式。但如今反目成仇，足见房地产行业竞争、资本压力、战略错配导致“盟友”也可能转变为“对手”。citeturn0search4turn0search5turn0search0turn0search1

4、风险暴露与行业反思

这起长春项目纠纷，折射出房地产行业中诸多制度性风险和结构性矛盾。其一，为地方政府“拿地＋开发”模式提供了风险滋生土壤。地方政府在推动项目落地时往往扮演主导角色，给予招商优惠或政策支持，但也可能在事后产生责任承担缺失、成本分摊不清、财政回报不匹配的问题。

其二，合资合作机制复杂，利益对接与退出机制设计不完善极易滋生纠纷。很多地产项目在初期谈合同时倾向于灵活、粗放、概略约定，但随着时间推移、市场环境变动，合同条款在具体清算、成本界定、收益分配上常常出现争议。

其三，隐性利益补偿主张以及项目中的土地优惠、资源分配、定价机制等条款，容易成为事后纠纷点。若合同中未事先明确、估值未达共识，则后期主张往往难以被法院支持或界定清晰。

其四，资产冻结、诉前保全、资本运作与债务压力交织，使得历史纠纷不仅是法律问题，更具有极强的财经与资本意义。若企业在高杠杆运作中不能完善风�